四川历史上以难治易乱着称，一千多年前，古人对四川有过这样的评价：“蜀道难难于上青天，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未治。”清末，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性事件是武昌起义，但实际上，真正掀起推翻清王朝统治浪潮的，其实是比武昌起义时间更早一些的四川保路运动。
宣统三年，在全天下期盼之中，大清王朝的宪政终于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，农历四月初十日，大清帝国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成立，这届内阁号称皇族内阁，其成员包括：
内阁总理大臣：庆亲王奕劻
内阁协理大臣：那桐、徐世昌
外务部外务大臣：梁敦彦（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）
民政部民政大臣：肃亲王善耆
度支部度支大臣：镇国公载泽
学部学务大臣：唐景崇
陆军部陆军大臣：荫昌
海军部海军大臣：贝勒载洵
法部司法大臣：绍昌
农工商部农工商大臣：贝子加贝勒衔溥伦
邮传部邮传大臣：盛宣怀
理藩部理藩大臣：宗室寿耆
从内阁总理大臣和协理大臣及各部大臣具体情况可以看出，皇族和满人成员占据大多数内阁席位，且控制重要事务；而六名汉人中除了徐世昌之外，均无实权。该内阁一经公布，顿时大失人心，这届内阁只维持到了九月十一日，而这届内阁发布的第一道政令，无疑给大清王朝的棺材板钉上了最后一颗螺丝钉。
这道政令是以庆亲王奕劻名义发布的，大意是：
一，朝廷决定将干线铁路的修筑权全部收回。
二、民营铁路公司只允许修筑支线铁路。之前已经批准民营的干线修筑计划全部取消，朝廷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赔付和赎买。
这道祸国殃民的政令也就是满清所颁布的“铁路国有政策”。这道“铁路国有”的命令，后来引发了四川的“保路运动”，随后满清从湖北调兵镇压，导致武汉兵力空虚，接着又 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，最终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。
“铁路国有政策”的提出者是有满清第一首富之称的盛宣怀所提议，被外界认为是清政府在本质上就是掠夺民营公司的财富，用筑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钱，充分暴露了其卖国的本质。
实际上事情是很复杂的，并不完全是满清的无能与贪腐，当时满清政府意图将“铁路国有”很大程度上是在于，满清已经意识到铁路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，必须由朝廷控制，但修铁路耗费巨大，又加上满清政府要赔战争战败赔款，实在是没有财力修建铁路。因此，满清朝廷想通过“官督商办”的模式，将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归朝廷，同时发行股票，吸引民间资本投资。应该说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和有效的。
但问题是，当时大清的有钱人不信任朝廷，对于朝廷投资铁路的前景十分怀疑，自然也就没有人购买朝廷发行的股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朝廷就彻底放开修筑权。早在光绪二十九年，就颁布了《铁路简明章程》大意就是：
民营资本可以组建铁路公司，但不允许吸收外国资本入股，铁路建成后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归铁路公司所有。《章程》颁布后，民营铁路公司迅速发展起来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但民营铁路公司面临着几个无法克服的难题，核心问题就是资金不足和利润回报太慢太低，在当时，任何一个国家修铁路都是国营，没有民营的，再就是民营必须以利润第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铁路只会修建在经济发达地区，还有就是不少地区百姓思想落后，征地困难，尤其是祖坟或者是耕地。
1911年引起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公司是证明。光绪三十年，四川总督锡良几次想引入民间资本修铁路，但民间反映冷淡，在这种情形下，锡良成立了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，并以四川全省的田亩加征百分之三的租税，强行入股川汉铁路公司，每“租股”为白银五十两。
这就意味着四川凡是有地的农民就都成了公司的股东。按照当时地租，假如你有十亩地，你一年所上交的皇粮国税也就二两银子，靠这加征的百分之三，按照这个资本根本凑不成一股。而凑不成一股，你就没有股东的身份。说白了，这每年百分之三就相当于你白贡献给川汉铁路公司了。
也就是说，全省农民每年白白贡献百分之三给川汉铁路公司，还不用给他们股东身份，不用分红，这钱相当于就是白拿，亏了是全省种田老百姓在扛，赚了则是大股东们分钱，如此一来，全省地主而后有钱人纷纷入股川，并要求把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改为商办。
在光绪三十三年二月，锡良下令将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，之前官府投资的股本和全省农民交上来的“租股”全部原封不动，同时再吸纳民间资本入股。如此一来，川汉铁路公司的全部股本已经达到了两千万两银子，而川汉铁路工程所需要的五千万两银子，还有较大的缺口，但已经可以开始修筑铁路了。可问题在于，地主士绅把川汉铁路公司变成商办，不是为了真心实意修铁路的，而是贪图那不用分红的巨额“租股”。
大股东们控制了公司之后，马上开始把资金用于各种跟铁路无关的投资，就这样，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三年半后，一寸铁路没建，一辆火车没买。股本却已经亏掉了550万两。到宣统元年，原来的2000万两股本已经只剩下1000万两。
这个时候，川汉铁路公司唯一的出路只剩下赶紧先修筑一段铁路，好歹实现一点盈利，以逐步填平之前的亏空。但问题又出来了，因修那一段铁路各个股东意见分歧巨大。最后好不容易意见统一了，开始修建宜昌到万县的铁路，可是，工程才开始了五个月，只修筑了几十里的铁路路基，连一寸铁轨都没有铺，因此资产基本是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皇族内阁的第一道政令就是“铁路国有”。
而当时各地都表示难以接受国有化方案，朝廷和内阁并不理睬，一再催促各铁路公司尽快清理账目，准备交接。这个时候，又传来了朝廷同英法德俄四国银行团签订铁路借款协议的消息。就此各省绅商忍无可忍，拍案而起，与政府决裂。1911年5月14日，湖南各团体万余人召开大会，议定保路办法十五条，要求湖南巡抚杨文鼎将这个条件上报内阁，维护商民基本权益，否则就罢市、罢课，抗税抗捐。
清政府置之不理，要求杨文鼎严厉镇压，不准散布传单，不准聚众演说，如果有人乘机闹事，一律按惩处乱党的办法治罪。这下，四川的大股东们更是找到了救命稻草，马上到处宣传：“朝廷抢走我们的筑路权，就是为了抵押给洋人，好向洋人借钱”。“铁路国有”就成了妥妥的“卖国政策”，抵制“铁路国有”就成了“爱国行动”。至于川汉铁路公司的那些烂账，就谁也不会管了。
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四川代理总督王人文请愿，要求王人文代表民意，上奏清廷弹劾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。王人文痛快接受民众的请愿，毕竟事情与他无关，在此后数日接二连三的几次致电内阁，要求清政府严厉惩处盛宣怀，尽快纠正铁路国有政策，保护绅商合法财产不受损失。
因为当时朝廷认定的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只能按800万两计算，而且这800万两，也只能置换成国有铁路的股票，不能用现金补偿。照理说，这个方案也算合情合理。毕竟亏损是你们公司自己造成的，与朝廷无关，但这么一搞，大股东们亏空掉的一千多万两股本不就没法找补了，而股东为了拿回自己的损失那就是甩锅给朝廷就此引发了四川的“保路运动”，接着湖北清军入川镇压，又引发了武昌起义，最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，大清宣告灭亡。
应该说，四川保路运动就像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和导火索。大清虽亡，但“铁路国有”的政策被继承了下来，始终是既定不渝的国策。